清末外国人编写的《孺子歌图》封面及内页
近日,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再版的《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面世,它通过图片、文字以及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将北京童谣制作成有声资料,让很多老北京熟知的童谣再次响起。
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中,童谣是孩童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脍炙人口的童谣《水牛儿》就这样唱(不同地区版本不一样):“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来烧羊肉,你不吃,你不喝,就让老猫叼去喽。”
不能小看这些童谣,北京童谣最早见诸史料,始于金代,它们口口相传,历经数百年,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独特视角见证了八百多年北京城的岁月沧桑,对于研究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童谣常见于民间,但收集整理难。在北京童谣八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明代有中国学者搜集整理,但没有专著推出。清代“百本堂”“别梦堂”的儿童童谣抄本《北京儿歌》收有儿歌74首,许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童谣已经收录其中,但数量并不多。
2008年,北京童谣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经过北京市民间文学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面世,系统收录了1900年至2004年的北京歌谣,这也为如今童谣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封面图徐进绘
八百年前北京童谣唱什么童谣,在古代也被称为“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等,这里面“孺子”“小儿”都指的是儿童。由此可见,童谣的主人是儿童。虽未必创自于儿童,但必出自儿童之口。
童谣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历朝官修正史,以及杂记、笔记、小说等资料中,都不乏童谣的记录。童谣的类别多种多样,有哄逗、游戏、谜语、绕口令、民俗、时令、时政等,内容丰富。
不过,综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才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早期童谣反映“政治”的内容就更多。《北京童谣200首》专辑中,有一首泰和年间的童谣,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它也是这套专辑中年代最早的一首童谣。
这首童谣是这样唱的: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
这首童谣出自《金史·五行志》,原题为“泰和八年童谣”,泰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三个年号,泰和八年即为1208年。这首童谣有“预言”作用。易水在今河北易县,汴水离开封不远,童谣中用易水、汴水来表明北京(金朝)和开封(宋朝)这两个地方。“百年易过又休休”,说的是北宋历经百年,结束了统治,而金朝自建国到迁都开封也已历经百年,衰败之势已成,不久就要重蹈北宋覆辙。果然,二十多年后开封陷落(1234年),金朝被蒙古人灭掉。
到了元代,北京童谣同样是反映时政的居多,其中有一首叫《乌鸦叫叫》的童谣,流行于元大都,说的就是元代统治的腐朽。童谣是这样唱的:乌鸦叫叫,皂隶笑笑,倾家荡产,不够七十二项包银款。
皂隶是指穿黑衣服的衙门官吏,包银款泛指苛捐杂税。童谣前两句渲染出一个阴森可怖的气氛,那些身穿黑衣的衙吏如乌鸦般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不怀好意的狂笑与乌鸦的叫唤混成一片,陡然使原本晦暗的天空又蒙上一层阴霾。
《北风吹上天》这首童谣中的“政治隐喻”就更多了:烟,烟,北风吹上天,团团旋,窝里乱,北风来,吹便散。
这首童谣出自清朝孙之騄(lù)编撰的《二申野录》。《二申野录》采录明朝灾异之事,间及朝政得失,始于洪武元年戊申(1368年),终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故以“二申”为名。这首童谣原题为《燕王未起兵时童谣》。
“烟,烟,北风吹上天。”以“烟”谐音“燕”,代表燕王朱棣,“北风”,指明地域、方向,“吹上天”,即指登上帝位。“团团旋,窝里乱(原作窠里乱)”,是写燕王“上天”的过程,以“窝里乱”形容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三年间的自相残杀,也十分贴切。
需要指出的是,这首童谣正史不载,而记载它的《二申野录》又多记“妖异之事”,说它是后人根据已发生的史实编出来的“小说家言”,也是有可能的。
今年是庚子年,很多人都会想起120年前中国人饱受欺压的庚子年。对于庚子年间的事件,除了史书有记载,童谣也有记载:“庚子年,闹得凶,八国联军进北京。又开枪,又放炮,又杀老来又杀少。太后皇帝逃跑了,前门楼子轰塌了,百姓生活惨透了,国家江山谁来保?”
清末意大利人收集170首毋庸置疑,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庚子年前后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中也有文化使者,他们向世人展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北京童谣的收集整理,同样与这些外国文化使者有密切关系。
1893年,21岁的意大利人韦大列男爵(GuidoVitale,1872-1918)来到北京,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这位意大利贵族出身的外交官此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之所以略通汉语,得益于他的导师意大利著名教授诺全提尼,他曾经以实习口译员的身份在中国游历多年。韦大列聪颖好学,仅仅是初具中文阅读基础的韦大列来到北京不久,就能说一口发音极为标准的流利北京话了,甚至得到过慈禧太后的夸奖。富有人文情怀的韦大列深爱北京生活,对北京市井文化和民俗充满了好奇,北京街头儿童嬉戏时的歌谣更是深深吸引了他。
这些北京童谣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十分有趣,韦大列想要收集它们。但在清末的北京,他的样貌和身份,常常一张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孩子就会一哄而散。无奈,他只好求助于他在北京的中文老师。可惜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对他的要求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生气,认为有辱斯文,并且非常固执地告诉韦大列:“中国没有童谣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韦大列年轻气盛,颇有些“鬼点子”。他拿出一些洋钱,在老师面前晃晃。老师立刻消了怒气,看似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韦大列说:“洋大人说的也可能没错,不过,这些童谣得用些特别的方法才能收集而来。”
随即,韦大列的老师开始一首又一首地将他收集来的童谣唱给韦大列听。可是,在他搜集到40多首的时候,他告诉韦大列,他再也没有存货,找不到新童谣了。韦大列知道,他的这位先生是觉得收集北京童谣不体面,所以才放弃这项工作的。可韦大列不愿放弃,他便在公务之余穿街走巷,自己拜访田间的农民、胡同里的妇女和儿童,甚至是寺庙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他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攀谈,把听到的记录下来,通过一点点积累,他陆陆续续又收集了100多首儿歌民谣。
中国唱片集团出版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5CD)专辑
音乐家制作童谣有声资料从民国至今,不少专家学者先后投身于童谣的收集整理。1978年夏,曾参加过当年北大歌谣运动的钟敬文教授起草,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知名学者,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成立民俗学的建议,随后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此后,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投入童谣的收集整理中,使得童谣的传承更加立体。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1998年、2002年录制出版《北京童谣》专辑,数十年后又于今年整理再版了《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在这几十年的整理收集中,策划人、制作人侯钧功不可没。
侯钧是一位著名音乐制作人,1998年他在《音乐生活报》报上看到连载的北京童谣时,他就敏锐地发现,童谣言简意赅、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童谣中记录了很多已经消失的老北京风情民俗,这让他意识到录制出版北京童谣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邀请作曲家竹岗以及国内顶尖的民族器乐演奏家戴亚、张强、牛长虹、黄梅等人为童谣配乐和演奏。这不仅给童谣带来了音乐上的律动和节奏感,更融入了浓浓的京韵。
除此之外,他还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艺术团的小朋友朗诵和演唱童谣,他们用明亮、纯真的音色,出色地完成了收集整理的童谣的录音;在录音合成时,为增强听觉的画面感,又加入了动物的叫声、风声、雨声、儿童的哭笑声以及京剧唱段、老北京叫卖调等声音素材。因为精心的制作,当年《北京童谣》专辑一经上市,便受到市场的认可,至今已经发行了近三十万套。
今年再次编辑后推出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5CD)专辑,将之前未出版的三十余首童谣收录后出版。因《北京童谣》原整理、注释者刘建斌先生已经仙逝,笔者欣然为新增加的童谣进行注释。此次出版,又得到95岁高龄的北京民俗学家、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大力支持,选用了他数十幅老北京风俗画作为专辑的插图,从另一个角度烘托出北京童谣的历史感以及它们与过往生活的密切联系。